③罚款209484元(货值总额的3倍)的行政处罚。

换言之，此种裁量基准并未提示一个封闭的要件——效果规定，本无严格适用这样的问题。[27]重庆三旺饲料有限公司与重庆市盐务管理局沙坪坝区分局、重庆市盐务管理局行政处罚案，[2016]渝01行终753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15日审结。

如，《行政处罚法》将较大数额罚款作为听证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而何谓较大数额罚款，条条块块各有不同规定。正如法官在案件审理中面对裁量条款，必然会带着其各自的裁量观展开司法审查，否则无法完成裁判。这意味着主张严格适用裁量基准的观点，须在此之外拿出更强的理由。(一)法定义务 十年来我国法院认定被告行政机关负有个别情况考虑义务的情形，总体上有两类。高秦伟：论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47页。

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案件，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论无用武之地。从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角度来看，这个命题意味着：行政机关负有个别情况考虑义务时，其在法律上被要求不得适用裁量基准。[8]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张红玲等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9]李帮君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信息公开案[10]等一系列信息公开案件中，均再次重申了诉权行使应有合理边界公民应理性、正当行使诉权以及法院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是否不当行使诉权等理念，为及时发布n《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 25号）奠定了基础。

行政诉权是一种基于行政争议的发生，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行使行政审判权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利。因此，准确理解立案登记制度的内涵、细化起诉条件的具体规定进而保障行政诉权有效和规范行使就成为《行诉解释》的重要使命。[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405号。[1]2013-2017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91.3万件，同比上升了46.2％。

在审判体制方面，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本文不揣浅陋，通过对《行诉解释》若干规定的深入剖析，揭示其在传承和发展行政审判理念上的具体表征，希冀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审判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

第二，不当行使诉权行为的惩戒。第四，行政复议维持决定合法性的全面审查。三是通过案件的审理，明晰了此类案件的处理界限，行政机关和社会成员能够自动根据法院的判决调整自身行为。[2]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曾言，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如何通过审判妥善解决纠纷是法解释学的中心课题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新司法解释在坚持公正取向的同时，通过送达、调解、简易程序等灵活机制的设立，促进行政争议的高效化解。首先，《行诉解释》第54条列举了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提交的详细材料，并在第55条明确规定材料是否完备是人民法院审查决定登记立案的条件之一。［德］胡芬：《行政诉讼法》（第5版），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3页。另一方面，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为此，在《行诉解释》的贯彻实施过程中，需要牢固树立诉权保障的至上原则，使诉权行使活动规范有效展开，慎重对待可能出现的滥诉现象，避免走向审判权越界甚至滥用的新误区。[13]胡肖华等：行政审判方式的特点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11]高鸿：滥诉之殇引发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行诉解释》第84条赋予人民法院相对自主的调解选择权，即只要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迳行调解。第80条第1款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法律后果后仍不陈述意见的，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诚如陆红霞案的主审法官所言：无利益即无诉权，保障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对权利滥用的限制，起诉权并不因其基本权利的属性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这些重要的诉权行使规则主要包括：第一，投诉举报者原告资格的必要限制。这一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职业打假人的原告资格，能够使人民法院摆脱不必要的干扰。《行诉解释》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以外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诉讼文书。

[3] 《行诉解释》作为新《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化者和晚近行政审判经验的集大成者，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方面着墨甚多，彰显出对公正、高效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坚守和发展。[16]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制度设计的功效，《行诉解释》第13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重申了行政复议决定自身的行政属性，丰富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内涵。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1期所刊载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中，滥用诉权概念首度被正式认可。无论被投诉机关是作出还是不作出处理决定，他们都会基于施加压力等不当目的提起行政诉讼。

[5]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2013年12月23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一规定有望切实摆脱送达难的实践困境，避免司法资源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

参见江必新：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为了明确可诉行政行为标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行诉解释》新增了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等五种不可诉的行为，有效地防止了诉权滥用的发生。[11] 《行诉解释》以诉权规范行使为导向，通过一系列新规定促进当事人理性平和地行使诉权。适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诉权保障目标，新《行政诉讼法》通过保障行政诉权宣示性条款的设置、受案范围的扩大、登记立案制的施行等一系列新规定力图彻底扭转立案难的局面。

[12]梁艺：‘滥诉之辨：信息公开的制度异化及其矫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12] 三、监督依法行政：审查与尊重结合 诚如学者所言：行政审判从本质上而言是‘权力对权力的审判，是‘强力对付强力的游戏。

[14]章志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法治意义解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4]《行诉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200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审判实践中的协调结案做法予以认可，并将妥善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其制定依据。回顾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围绕诉权保障的永恒主题，通过发布司法文件、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促进诉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14]由于缺乏刚性的要求，新法实施以来这一制度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行诉解释》则在新《行政诉讼法》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础之上，以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为导向，进一步实现了行政审判机制的优化，适应了新时代对行政审判工作的新需要。在当下的审判实践中，个别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出于向法院施加压力、借机发泄个人不满等目的，或频繁启动回避申请，或在庭审中不缄其口。在我国现实的行政管理实践中，面对日益复杂繁重的发展任务，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普遍面临公务繁忙、分身乏术的窘境，过分强调一把手亲自出庭与客观现实不符。

早在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首次将化解行政争议与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和优化司法环境一起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四大主要任务。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但并未就规范性文件本身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

就行政诉权行使而言，按照全民守法和积极社会心态的目标要求，都需要依法加以规范引导。[15]章剑生：关于行政复议维持决定情形下共同被告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

特别是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删除了维护二字，仅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作为行政审判制度的目的之一，彰显出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权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地位。[4]章志远：突破陈规创新制度体现‘中国问题中药治，载《检察日报》2014年12月29日第3版。